Monday, September 24, 2007

 

對於[歷史城]的我思

香港人和歷史

可能因為香港於近代史的時空位置和角色其實頗為獨特,香港人和歷史的關係,也不是那麼易於處理。然而一地的文化身份位置,若有若無,歷史的論述,在過去重視歷史的時代,無疑起著一個很關鍵的作用。歷史書寫的背書,可說是肯定對象在文化歷史上的一種價值,甚至是確立主體性的重要手段。但若果香港長期以來的所謂主體性,正是在於其對大環境下大歷史、大論述的逃避,它的歷史主體書寫會是如何?或還是根本不會出現?

雖然香港文化工作者對大歷史論述有所保留,卻大概未至這般極端。回歸十年後的今天,連串的保育事件,是否意味著香港人對歷史意識的重新重視?談保育、談去殖,近年香港人也不是不熱衷於整理自身歷史,但「又喊又笑阿婆」的「口述歷史」、「環頭環尾」的「私檔案」、「一人一故事」劇場,最後如何匯成歷史?香港人對大歷史的抵制,會否正也是在要求一種別於過去、期望帶出眾數主體的(高難度/若非自我矛盾的)歷史書寫的方法?

期待香港人寫的香港藝術史?

繼外藉作者Petra Hinterthuer於1985寫成其Modern Art in Hong Kong後,內地學者朱琦也於2005年底出版了其《香港美術史》。前後20年間,一英一中的香港藝術史論述,(湊巧地?)同樣非出自港人的手筆。

其實,由誰來撰香港藝術史,本不特別重要,重要的是每本論著代表著一種對於香港藝術史的認識和理解,而我們在尋求多角度理解事物及歷史時,香港本土的聲音又怎可以缺席?這個缺席本身,會否反映出一些香港文化上的現象、或是本地促進藝術史發展的建制上的某些缺陷?這些問題無疑同樣富有意思。

[海外的華人藝術史學者高名潞就在2003年的《香港雙年展》場刊(頁57)就提到「絕對個人化的身份意識提倡得過多,它也會成為一種抵觸建構鮮明的、有凝聚力的香港藝術的獨特語言和方法論系統的負面力量…更容易將自己消解掉…文化身份不是多種個人身份的相加。」]

然而對於實際的香港人,「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會有由香港人執筆的香港藝術史?」的問題,癥結每每還是研究條件欠奉,支撐撰寫論著工程的前期準備資料不足,對比如《今天》「香港十年」談到香港文學史的問題無疑更是嚴重,只能靠個別的人物、分散的組織、無協調的機構來努力,一切離認真的動筆寫一本香港藝術史似乎還有一大段距離。

[藝術史書寫中的香港]

香港藝術書寫-中國現代歷史香港近代的歷史性首要大事件,當然是九七回歸。但這個政治主權的回歸以外,香港的文化、藝術的身份位置,究竟有何意識/現實的變更,這無疑並非是香港人能單方面自我決定的。但若朱琦的《香港美術史》論著不過是王伯敏的《中國美術通史》計劃中遺留下的「邊界美術史」一章,那呂澎在其《20世紀中國藝術史》的〈前言〉提到其將〈台灣和香港的藝術〉獨立章節調整為〈繼續推進的現代主義〉,無疑就有一種把香港納入中國現代藝術史的視角調整。雖然這是章節名稱上的改變而已,但到底有一種從中國的全盤現代藝術歷史發展看香港的眼光在其中。當然,作為邊界,往往更也是文化交流的橋頭堡,對於引進現代性,其在引進的角色,或也可以扭改整個中國的現代藝術歷史發展為主導的論述,不過這些理論當然要有考證的支撐才不是理論空話。比較高名潞及何慶基各為今屆文件展的「is modernity our antiquity?」問題的不同切入,就或可見兩地對現代性和現代主義理解上的歧異。

[藝術史書寫在香港]
我們教與學的是什麼樣的藝術史?(我們在再生產的是藝術史/藝術歷史/藝術史書寫?)

在香港,藝術史作為香港史的一部份這說法好像比較少聽,藝術史作為藝術教育的一部份則比較多,但藝術史作為(研究藝術歷史的)專科,實際的價值意義在那裡?藝術史作為研究藝術歷史的一門學科,在中大和港大藝術系所佔比重不輕,加上如新辦的香港藝術學院、浸大視覺藝術學院,甚至中學課程的引入,故此藝術史在香港當刻,似有相當長足的發展和普及。然而藝術史僅是藝術歷史?藝術的發展史,來到當代被受質疑,傳統的藝術史方法論(風格學、圖像學等)更被指未能顧及當代藝術的「(後歷史)發展」。事實上,藝術史若是一種知識的書寫,而非一種從處理過去藝術歷史而提煉出來的既定方法,能不著的更生,那好些「藝術史之終結」的論點也就不能成立。但藝術史的書寫,跟藝術理論、藝術批評的界線,到時候就可能同樣會變得乏晰。未來西九文娛區的m+標榜的視覺文化,在嶺南大學將成為獨立學系,又究竟是傳統藝術史的當代延伸,還是對傳統藝術史的挑戰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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